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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: 黑玉堂

zt 九死一生攀高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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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1:48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,他对我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,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系的,就经常在一起聊天了。那天是在大本营,我们俩躺在一个斜坡上聊天。青海的山,有很好的草,躺在上面很舒服。在他眼里,我的家乡大连还挺神圣。全国多少火车是从大连开出来的,大连的苹果有多好,大连的万吨轮怎么棒,他都知道,甚至他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。聊着聊着,就说起了那天的事,我问他:“那天买羊皮的事,你是不是生气了?”“是,我是生气了。”“那你摔门去哪了?”“买羊皮去了。”我一听立即感到他与众不同的朴实。在那样的年代里,他的那种朴实真是稀有的。在以后的很多年里,我总爱给朋友讲王勇峰买羊皮的事,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1:52 | 显示全部楼层
第五章 登山很好玩儿,不像想像的那么难

       登阿尼玛卿的时候登山装备很简陋,穿老式的靴子,也没有下降器,还要自己打抓结。老师学生也都没有经验。在离顶峰很近的时候,关于是否登顶,上下有了分歧,一是新手多又没见过这么大的山,二是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。最后决定由一位老师带着一个同学登顶,其他人不上了。离顶峰就差一个山包了,甚至能听到他们在山顶说话的声音。

      第一次登山就这么结束了。

      我的高度是6050 米,顶峰是6090 米。这第一次让我感觉很好,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登更高的山峰。出发前还觉得是去登那么大的一座山,可回来一想,才6000 多米,离8848米还差2000 多米呢,什么时候才能登更高的山呢?

      那时候每天在山里吃萝卜炖午餐肉,到现在也不能闻午餐肉的味道,也不能提罐头,彻底吃伤了。但在当时,那可是最香的东西。下山的时候,老师让我们把剩下的食品带走,我就挑了两个罐头回家。回家后,我姐夫握着两个罐头说,这是致新用命换回来的。我一直不敢跟他们说山里的事情,看起来,他们也都知道。在实习的时候,有一天我在梦里哭醒了,我梦见因为登山我爸我妈不要我了。慢慢长大以后,我发现,登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。1988 年,登完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在回来的飞机上,正记着日记的时候,不知为什么,突然想起了妈妈。我妈妈有心脏病,非常严重的心脏病,不能受惊吓和刺激,可他的儿子却让她始终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。想着想着,泪水就淌了下来,那是十几年来最伤心的一次。在后来,母亲去世以后,这种歉疚的心情一天强似一天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1:54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 在青海登山,最大的好处是总能看到草,看到绿色。当地老乡教我们怎样辨认虫草。更好玩儿的事是抓鸟。一到晚上天快黑的时候,鸟儿就成群地钻到一个洞里,我一口气能抓十几只,关到装罐头的箱子里想把它们养大,可也不知道它们是吃虫还是吃米,喂了好多米之后它们便都死了。

      那时候也感到枯燥、孤独,但有一种体会:熬。熬到出山之日,熬到下了山能吃蔬菜,能吃好东西的时候,那种期待的心清是挺好的。

      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和山结一辈子的缘,但当时想,第二次我还要来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1:57 | 显示全部楼层
第六章 第一次遭遇雪崩

     很快,学校组织和日本队一起登阿尼玛卿二峰,但已经有一些同学不来了,我觉得很奇怪。也有一些同学劝我,看过了,知道怎么一回事就行了。可我还是来了。你真的说不清山的魅力在哪里, 所以, 当有人问马洛里为什么要登山时,他说:“因为山在那里。”这句话在登山者中广为传诵,因为它最准确地传达了山对于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。

     这一次,条件相对好一些了,国家登山队还派人做教练指导。

     因为有了第一次经验,烧水、做饭、运输,在我都习惯了。这一次王勇峰表现得也很出色,运输的时候能多装就多装,当然,体力消耗非常大。他和我都被选上了登顶队员。

      这次登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登山运动员,曾曙生、陈建军,尤其是老曾,不仅登山技术好,还会摄影、摄像,还做过《第三女神》的编导,非常全面,再加上以前登山经历的介绍,以前崇敬的登山运动员形象活生生在眼前了。他那么大年纪了,既要给我们拍照,还要在前面开路。什么叫开路先锋呀,登山中最能体现了,开路的人体力消耗大,危险性也更大。最危险的时候,老曾总在最前面。我那时候能给他们背点东西心里都美滋滋的。所以,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说,当时是被老曾骗进登山队的。的确,当时,这些人身上的人格魅力,是我们走进登山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他们身上,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登山者的精神和气质,那种气质影响着我们一生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2:00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 本来我们的营地应该建在5700 米的地方,但由于新队员多,为了突击方便,就建在了5800 米。我们正在5800 米的地方休息,刚下完大雪,日本人走到前面去了,我们修了很久的路。

      路线越来越难,老曾把我们调到了最后。我、小熊、老包还有王勇峰。突然,只听见“咔嚓’一声,还什么都没看见呢,就听老曾大喊:“雪崩,保护住!”这时候,雪“哗”的一下就下来了,接着,第二浪又到了,当时怎么扔的背包已经记不得了,我们一直跑,跑到一个大裂缝面前,雪停在了身后。这时候如果雪再来,我们也无处可逃了。回头一看,老曾他们不见了。

       我们喊着:“曾老师!曾老师!”往回跑。一边喊曾老师一边四处乱扒。我们学校的两个老师埋得浅,拱了出来。可我们还扒不着老曾他们,时间就是生命,那时候很明白这个道理。

      突然,一个念头问了出来,他们4 个人是拴在一块儿的。进山前,老教练讲过,发生雪崩时,要顺着结组的绳索去找。我顺着绳子用力拉,喊:快拽,抬不动了,就说明有人了。果然,扒到了背包,我们4 个小伙子喊着“一、二、三——”把陈建军翻了过来。他当时头朝下。他嘴里喊着:“完了完了,肯定冻伤了。”他脸已经冻紫了。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,拉过他的手就往自己怀里揣。之后又顺着绳子往前拽。拽了两下,绳子拽不动了。这时候,不远处突然拱出一个帽子。原来老曾听见声音了,他的自我保护非常好,雪崩的时候,他把手挡在了脸前,这样有了一个空间。当时雪崩来的时候,他回头看陈建军,雪盖下来,又有向下推的力,绳子缠在了他的身上,所以身体不能动了,但手能动,就把帽子扔了出来。一看到帽子飘了出来,我们冲过去继续扒,扒出来一点儿后,刚要拽,他说:“先别拽!”他当时非常冷静,说绳子在他腰上缠着。我身上有一个水果刀,一听他这么说,就拿出来“哧,哧,哧’地割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2:02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当时老曾说的一句话,我一辈子也不会忘。他身体还在雪里,问:“其他人怎么样?”我们说就差你了。他又问:“日本人怎么样?”我们那时候哪顾得上日本人,扒出老曾,抬头一看,日本人出来两个,还有一个女的没出来。

      我们用了不到10 分钟把4 个人救了出来。1989 年在南迹巴瓦,日本队员大西宏在雪里埋了8 分钟就死了。

      老曾出来喘了口气,喊:“冲,救日本人!”这时候我们又有了精神,连滚带爬往日本人那里跑,雪太深了。跑到那儿的时候,我的手套都没有了。日本人被扒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昏迷了,老曾说快放进睡袋里。急救的方法之一是把人放进睡袋里恢复体温。之后,下降高度,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2:05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把日本女队员驮到5700 米的地方时,我开始流鼻涕,出现感冒症状,扒雪的时候,手套掉了,自己也没注意到,大概是那个时候着凉了。那天一夜也没有睡好。

      第二天,老曾说你不能往上走了。在山里,最可怕的事情是感冒,因此,进山的时候,大家一般不洗澡,条件不够是一个原因,防止感冒是最重要的原因。感冒会带来肺气肿、脑水肿,很快死亡。在登山事故中,因脑水肿而死亡的现象并不少见。

       我当时很矛盾,自己感觉这感冒不算什么,另外,自己状态一直不错,这么放弃太可惜了。正在犹豫的时候,老曾说,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,你可以下撤了,现在就护送队员下撤。有一个队员因为被雪崩惊吓,不能上山了。登山有个规矩,不能把一个人留在路上,留在营地,必须有人陪着,让一个人留下,是登山的大忌。

      当时的心清别提多矛盾了,想上,又怕得脑水肿;撤,又不甘心。我保护那个队员下撤时真是一步一回头。心里太难受了,毕竟是一个向上,一个向下。

       后来听说老曾又到5800 米雪崩埋他的地方看了看。他在那里找到了我的那把国产水果刀,到今天还收藏着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2:08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 后来听登顶的队员讲,快接近顶峰的时候,又听见“咋嚓’一声,脚下一动,附近又发生雪崩。因为这次的目的是带学生,不是登顶,全队就撤到了5700 米。日本人没有下来,坚持登了顶。看着日本人那个高兴的样子,队员们心里特别难受。小熊坚持要登顶。你想,修路日本人不行,运输日本人也不行,到登顶的时候我们不行了,这口气哪咽得下去?结果,老曾、陈建军带着4 个学生登了顶。登山往往就是这样,需要一口气,没有这口气,再强的实力也会功亏一篑。

      这次登山使我们对登山有了更深的认识。老登山队员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登山运动员。同时,和登山家在一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登山的真正乐趣。老曾带着我取冰样,教我拍片子、摄像。那是一次幸福的登山,那种感受终身难忘。

      记得建一号营地的时候,很艰苦。老曾是最后一个到的营地,他当时已经46 岁了,不仅修路,还要给我们拍片子,他的精神已经折服了我们。那天一到营地,他就训陈建军:“为什么不下去接我?”最后那段路很危险,绕来绕去的,有很多冰裂缝。”他这一训,我们知道了登山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在登山中,帮助人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,伸出手去帮助别人是一个登山运动员最基本的素质,尽管有时这一伸手就是生命的付出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1 22:09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其实,当时陈建军也没闲着,正忙着建营呢。一听老曾训陈建军,我们赶紧烧水做饭。

       第一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,确确实实感觉到什么是“味道好极了”,真正找到了这种感觉。正像老曾讲的,越是艰苦的时候,别人给你一杯水的时候,那种感觉越是难忘。这在后来,1988 年登珠穆朗玛峰时我有了切身的体会。

      这一次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,是登山之后回家的感觉是太好了。尤其是这一次要去北京庆功。北京,我去过,是在北京站过了一夜。这次,不仅去北京,还要去人民大会堂,参加国庆35 周年大庆。回家的感觉太好了。也是在这一次,我还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长:生火,做饭。我对自己自信心大增,我发现我和山挺默契,高山适应很快,干起扎营、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,还挺有乐趣。在山里,我还露了一手:拔丝地瓜,从前只见过,在山里是初试身手。当然,程序是对了,但丝没有出来。大家拿我开心:这哪是拔丝呀,大连水果糖嘛。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。
发表于 2012-11-2 10:09 | 显示全部楼层
还有吧?继续连载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32 | 显示全部楼层
liyn_凌云 发表于 2012-11-2 10:09
还有吧?继续连载

版主大人,给个精华不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34 | 显示全部楼层
第七章 登山中,什么比登顶要重要

       1984 年,我和王勇峰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身份到了纳木纳尼。我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,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素质和修养、觉悟到的纳木纳尼。

       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,国家队要在我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。我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。在这次登山中,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,为什么能选上他呢?因为他的修养好,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。

       从山上下来之后,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,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 周年的庆祝活动。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。谁不盼着去北京呀。可就在这个时候,发生了一个意外,我们的领队老师病了,另一个老师急坏了,谁领我们去北京呢?这个时候,王勇峰说他留下来。王勇峰是登顶队员,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,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,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,说,以后机会多着呢。于是,就在我们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,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。

       后来,推荐队员的时候,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,他们的理由很简单,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。老师的定论,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。

点评

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。~~这句不错  发表于 2012-11-2 10:59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37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 1984 年底,我们投人了纳木纳尼训练。这时候,我和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。当时他在做毕业论文,我每天给他打饭,到我做论文时,他也是如此。

       纳木纳尼是我们登山最严峻的一次入门课。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。登山队的领导说,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、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。我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在纳木纳尼,王勇峰负责运输。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,再到二号营地,为突击队员做准备。登顶那天,雪非常大,背的东西又多,根本不是在走路,而是走一步跪一步,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。但他不是登顶队员,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,要回到二号营地待命。

       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。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。

       登顶之前,路线已经全部铺好,天气也不错,我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,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。我们当时很兴奋,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。

      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,步话机突然“哗啦哗啦”响了,大本营命令我护送日本队员下撤。我一下蒙了,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。从喀什坐了10 天的车才到山下,又攀登了一个月,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,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?而这个时候,顶峰就在眼前了,不足200 米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,却让我下撤!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,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我,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?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39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  我们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。这时候,突击队员往上走,我们开始捆日本队员。人还没捆好呢,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。

       救人我已经有经验了。睡袋外面罩帐篷,不能捆太紧,太紧人就勒死了,也不能太松,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。捆好了,我们4 个人一起往下送,前两个人拽,后两个人拉着。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。

       路上,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。还碰上了王勇峰,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,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,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。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,但还是和登顶无缘。回到大本营后,他哭得昏天黑地。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。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我们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,并让我们原地休息。天快黑了的时候,登顶队员也撤到这里了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41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 第二天下午,我们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。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,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,哪怕它就在眼前了。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,但收获比哪次都大,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:生命是最宝贵的。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,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:生命是稍纵即逝的。任何时候,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。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。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,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。当时大本营对我们的评价是: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,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。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。

      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会遇到一个命题:援助他人。像我们在阿尼玛卿,在纳木纳尼遇到的一样,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。每一次,都是对人的考验。这同样是登山精神。从我国80 年代开放山峰开始,与外国队伍的合作越来越多,这种精神的体现是不分国界的。

      在外国登山队的登山活动中,中方协作人员往往和他们同甘共苦,共同攀登,并负担了工作量很大的后勤运输任务。辛勤的汗水和真诚,换来的是珍贵的友谊。1980 年协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,副队长宫下秀村、队员加藤保罗和电视台记者中村进等曾再三表示:中国登协人员的工作完成得很好,如果没有中方的协作,登顶是不可能的。东北脊队中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撤离三号营地时,情景十分动人。双方人员冲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,共抒友情,热烈拥抱,队员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日本电视台记者把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了下来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43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 当外国登山队遭遇险情或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伤亡时,由于我们各方面总是尽力抢救,并提供各种方便,所以使当事人感到满意或者感激不尽。美国高山旅游公司贡嘎山登山队在来华活动中曾发生伤亡事故,我方给予的大力协助抢救,使他们深为感动。该公司经理刘利邦说:“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我是个企业家,我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,增进了解,我绝不做有损美中两国关系的事情。”

       1982 年日本登山队攀登乔戈里峰时,队医坂野俊孝不幸遇难,我国立即派一名副联络官带两名驮工,由5000 米附近把遗体运回大本营。我方联络官还带病率领中方人员为坂野掘土造墓,使日方深受感动。队长新贝勋特地提着酒和食品到中方帐篷致谢,他流着眼泪说:“我遇到的中国人,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我过去参加过童子军,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。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动。中国人民的胸怀好像大地,好像母亲胸怀那样宽广。你们不记仇,对我们这样友好,回日本后,我一定把你们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宣传,日中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。”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45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 我们抢救日本市川市山岳会贡嘎山登山探险队队员松田弘也一事,更是震动了整个日本朝野,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。在攀登贡嘎山时失踪的松田弘也,被当地的四名彝族队员在2940 米处发现。在四川省委、省政府的领导下,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,经过53天的奋力抢救,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松田弘也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。在日本,松田成了家喻户晓、老幼皆知的新闻人物。从松田“死”而复生这一奇迹中,日本人民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。日本市川市山岳会会长高岛一芳讲道:“我从事几十年的登山工作,登山遇难是常事。但像中国人民采取这样的抢救措施和方法是很少见的。这不是哪一个人,而是整个中国人民。”松田弘也的哥哥松田弘昭则说:“我没想到我弟弟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。得到的照顾甚至比在家里还温暖。我们虽然语言不通,但通过人们的表情、眼神,就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、干什么。”松田弘也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无微不至、不惜代价地抢救他生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。他说:“我外表上虽是日本人,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,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血,我将来一定要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。我回国后,要装上假肢,好好锻炼,将来结了婚带着妻子一同到中国来,还要到磨西去感谢抢救过我的中国人民。”就此事,日本刺川市派出了由副市长浦田信治率领的感谢团。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,日本议会还就此事代表全体国民向我方表示了感谢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47 | 显示全部楼层
第八章 对生活对生命的认识,在纳木纳尼改变了


       从纳木纳尼回到乌鲁木齐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。纳木纳尼是世界第二高的处女峰,又处在本身海拔就在4500 米的阿里地区,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了。从最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,有重回人间的感觉,从荒漠的高原到绿茵茵的世界,这种反差印象太深了,当时真有拥抱一棵大树、亲吻一棵小草的冲动。

      圣山下面有一条河,里面的鱼多得扔块石头就能砸到一条。湖水湛蓝,天多蓝,水多蓝。偶尔会有小兔子从树墩里跑出来。如果你把脑袋贴在地皮上望出去,毛茸茸的一层绿色。

      生活中一切平淡的东西在这个时候都会让人难忘。因为有了这种体验,生活中很多平时看起来难以克服的困难,在这种体验之下不过只是一种经历而已。比如,大雪之夜,你的车子坏在路上了,那种窘迫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事,可在我看来,还能看见来来往往的人。这算什么?在戈壁上行驶,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,一会儿掉进沟里,一会儿卷进风里,流沙像烟一样罩过来,这些体验都是平时的生活中没有过的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49 | 显示全部楼层
第九章 我们成了在北京混的无业游民


       1984 年一1985 年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阿尼玛卿三峰(海拔6127 米)、二峰(海拔6254米)和纳木纳尼峰的攀登活动。一晃与山打了两年交道,已面临毕业分配。我们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山。由于当时国家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,我们便要求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部,以离国家登山队近些。可是没想到,由于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,1985年底我们到北京后,北京方面说暂时不能接收。我们俩一下傻了眼,这样就变成“无业游民”了。我们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,而且还想过糊口的出路,我准备去新疆贩羊皮,我喜欢那个地方,王勇峰想留在北京卖大碗茶。

       正在万分沮丧的时候,日本登山爱好者又“拉”了我们一把。1986 年,日本神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 米的库拉岗日峰,请中国登山协会联系高山协作人员。我和王勇峰听说后,便自告奋勇去当背夫,因为这样总算能与山亲近了。我俩还带去3名新队员,任务是把1200 公斤的物资从海拔4900 米的大本营运到5800 米高度,其中有的物资还要运到6200 米度。
 楼主| 发表于 2012-11-2 10:50 | 显示全部楼层
       说实话,如果当时我们出了事,都不知道哪个单位来收尸,因为那时我们不属于任何单位。

       赖在北京不走,终于达到了目的,同年我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收。1988 年,我们俩一起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穆朗玛峰活动,我是4 名登顶的中国队员中惟一的汉族员,王勇峰作为南侧队员也上到8100 米的高度。从此,我们的登山活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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